格利尔控股股东为朱从利，实际控制人为朱从利、赵秀娟。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朱从利直接持有公司41.56%的股份，赵秀娟直接持有公司12.70%的股份，朱从利、赵秀娟系夫妻关系，二人合计控制公司54.26%的股份，且朱从利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重大决策和公司经营活动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朱从利、赵秀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林彪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金日成率领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然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却异常冷静，他们认为美国很可能会介入朝鲜战争，甚至有威胁中国东北国防安全的可能。

因此，中国必须有所防范，进行必要的准备。毛主席决定调整国防部署，他指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总理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周总理于7月7日、10日两次召开会议，地点在中南海居仁堂。

参会人员有朱德、聂荣臻、林彪、罗荣桓、肖劲光、肖华、刘亚楼、杨立三、滕代远、李涛、许光达等人。会上大家纷纷发言，一致同意以四野部队为主力，立即成立东北边防军，担负保卫东北边防的重任，必要时支持朝鲜人民军作战。

也是在会议上，粟裕被提名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任政委。林彪对粟裕也颇为欣赏，也赞同这个提议。解放战争期间，林彪和粟裕可谓一时瑜亮，两人都是战场上最耀眼的明珠，也是毛主席最看重的两位战将。

两人职务有所差异，但在战争年代主要职责都是领军打仗。一个虽然是东北局书记、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但与军事无关的大小事情，一概不管，被搭档罗荣桓称为“林总的重点主义”；一个虽然只是华东野战军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却被毛主席要求负责战役指挥，被搭档陈毅评价“华东军事主要靠他。”

粟裕

相比林彪，解放战争期间粟裕所处的敌我环境更为凶险，有时必须兵行险招。苏中“七战七捷”首战告捷后，毛主席将粟裕战例通报各大战区，林彪当然也收到了一份。看了战报后，林彪让刘亚楼搜集粟裕更多的战役指挥材料。

不久，林彪对刘亚楼说：“粟裕尽打神仙仗。”刘亚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没听懂，林彪便解释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淮海战役结束后，林彪进一步解释：

“首先，我对打了大胜仗的兄弟部队都很感兴趣；第二，我对粟裕同志的了解，比你们要全面和深刻。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重。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如豫东战役，我看最多只有五成把握。拿这次淮海战役来说，没让杜聿明跑掉，就值得研究、探讨和借鉴。”

林彪对粟裕的评价如此之高，可见他对粟裕是颇为钦佩的。那么，粟裕当时在干嘛呢？毛主席已经任命他为解放台湾战役总指挥，由于美国派兵入侵朝鲜时，又派出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这意味着攻台之战暂时搁置。

聂荣臻

7月7日的保卫国防会议结束后，当晚毛主席批阅了聂荣臻送来的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荣臻同志：本日会议决议事项同意，请即按此执行。原件存我处。毛泽东七月七日廿时。

7月10日，周总理继续主持召开保卫国防会议，进一步明确组织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会后，中央军委向粟裕发去电报。不久，毛主席又让陈毅再次向粟裕传达，明确提出粟裕将担负抗美援朝作战的指挥任务。

然而，粟裕身体情况很不好，脑中有碎弹片，每天头痛欲裂。但是，粟裕深知这是中央、毛主席对自己的信任，他要求华东军区司令部给他选配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还要要求调查朝鲜美国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到最后更是向中央建议增调三野九兵团参战。

未曾想，粟裕病情更加恶化，高血压、肠胃病和美尼尔氏综合症不停折磨着他，视力大受影响，不仅无法工作，甚至连吃饭时都需要把面前的饭菜摆在一条线上。粟裕不得不向毛主席报告病情，中央军委同意他到青岛休养。

粟裕休养半个月后，病情迟迟不见好转。当年8月1日，粟裕请到青岛看望他的罗瑞卿给毛主席带信，报告自己的病情。毛主席收到信件后，立即回信一封：

粟裕同志：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问好！毛泽东八月八日。

粟裕

从这封回信中可以看出，毛主席还是希望粟裕能挂帅出征。很遗憾，粟裕病情还是不见好转，毛主席、中共中央将林彪纳入考虑的对象。问题来了，林彪为何未能挂帅出征呢？正如外界所说的托病拒绝吗？有一点是肯定的，林彪身体确实有病，对出兵朝鲜也有不同的意见。

林彪的身体情况相比粟裕，同样很糟糕。1938年3月，林彪率部在经过阎锡山的晋绥军防区时，因穿着缴获的日军军大衣，被哨兵误伤，一颗子弹击穿右肺，擦伤了脊柱神经。这起意外事件，让林彪留下了终身的病根，只能远赴莫斯科治病。

林彪病得最厉害时，医生们都束手无策，他怕疼、怕热、怕光、头痛。楚成瑞是林彪的司机，他偶然间“发明”了一个给林彪治病的办法，就是林彪一旦犯病时就让他坐在小汽车上，然后把小汽车开到泥土路上来回颠簸，这样就能缓解一下病情。

楚成瑞后来回忆说：“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筒，他见了还嫌手电筒的光太强，我还要把手电筒用布蒙上。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睡的被褥又换得不勤，床铺就潮，我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

随着美军仁川登陆后，中国出兵可能性大增，毛主席必须就谁来挂帅做最后的决定，他决定先找林彪谈一谈，了解一下他对出兵朝鲜的看法。事实上，自中央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后，毛主席就有意让林彪多了解关于东北情况以及从朝鲜战场来的各种情报。

毛主席和林彪

林彪本人对朝鲜战场非常关心，在跟毛主席交谈前，他专门约见从朝鲜回来的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柴成文（原名柴军武）。据柴成文晚年回忆，他在1950年9月初从平壤回到北京，林彪专门请秘书来约见他，希望向他了解金日成和朝鲜人民军情况。

林彪一见到柴成文，就让他详细说说朝鲜战况。柴成文把所知道的和盘托出，林彪听得很仔细，最后问：“他们有没有上山打游击的准备？金日成有没有告诉你他们可能会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出兵，让他们上山打游击行不行？”

柴成文有点懵，他沉默一会儿回答道：“这些问题我不能给出确切答案，但根据我对金日成的了解，如果真到了那一步，加上形势需要，我想他们是能够上山打游击的。”从两人对话可以看出，林彪倾向中国不出兵。

毛主席在跟林彪长谈时，林彪就国内情况和军事力量两个方面，详细陈述了自己对派兵入朝的不同意见。林彪所说的意见直截了当，也很客观，这点毛主席并不责怪，因为此时新中国刚成立还不满一周年。

抗战时期的林彪

10月1日晚，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国庆的人群还没有散去，中南海颐年堂里早已灯火通明。这天下午，毛主席接到金日成派特使送来的亲笔求援信。金日成在信中以急迫的口吻写道：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毛主席当晚就紧急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一直到凌晨。就在当夜，麦克阿瑟命令南韩军越过“三八线”向北部进攻。会议上，参会者反对出兵的声音较大。散会时已经是10月2日凌晨2点，毛主席提议当天下午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散会后，毛主席立即致电高岗（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邓华（时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第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第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第三、请邓华同志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毛主席和林彪

10月2日下午的会议上，毛主席希望大家都摆摆出兵朝鲜的有利和不利的条件。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我们必须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更为猖狂，无论对朝鲜、对我国，甚至对整个东方，都是极为不利的。

很遗憾，这次会议上反对出兵朝鲜的声音依旧很大。毛主席深感出兵阻力很大，他跟周总理商议后决定10月4日、5日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立即派专机将远在西安的彭德怀接到北京参会。

10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林彪再次就出兵朝鲜亮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这一次他在发言时说了很多，总结出有以下3点：

第一、从国内实际情况来看，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结束，国家基本上都打烂了。老百姓渴望安宁的生活，何况我们国内还有很多事要做，比如西南地区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出兵。

第二、我们跟蒋介石军队打仗胜算较大，跟美军这样的对手，还没有海军、空军，风险极大，容易惹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林彪说：

“我们打蒋介石，用小米加步枪就可以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优劣还不那么悬殊，而美军就大不一样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美军一个师拥有几百门炮，而我军的一个师才有几十门炮，坦克更少了。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我们的空军和海军才刚刚开始组建。”

第三、林彪认为出兵朝鲜不划算。我国有5亿多人口，为了去救一个仅有几百万人的朝鲜，这必然会引起美国的疯狂报复，这很不划算。我们出兵参战，这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如果贸然出兵，倘若没有把握顶住，很可能把战火引到我们东北，到时就糟了。

毛主席主持会议

林彪还表示美国有原子弹，到时扔下几颗也够我们受的。当然，林彪也不是只提反对意见。在发言的结尾处，林彪提出如果一定要出兵，最好陈兵在朝鲜北部，给朝鲜人民军以战略支撑，“出而不战。”

雷英夫是周总理的军事秘书，并供职于解放军总参谋部，他在《抗美援朝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27页）中写道：

“1950年八九月间毛泽东曾考虑让林彪领兵出征，但林彪却一再以有病为借口，坚决不去，并要求到苏联去治病。10月6日，中央已经决定出兵，林彪在军委常委会议上仍然不赞成出兵，并提出了‘出而不战’的方针，遭到周恩来的严肃批评。”

无独有偶，聂荣臻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他的回忆录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据《聂荣臻回忆录》（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第586页）中记载：

“林彪是反对出兵朝鲜的。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奇怪得很，过去我们在一起共事，还没有看到他害怕到这个程度。”

毛主席和彭德怀

10月4日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快到一半时，彭德怀赶到会场。彭德怀来时并不清楚会议研究是出兵朝鲜的问题，会上他没有发言。散会后，毛主席请彭德怀第二天上午来菊香书屋谈一谈。

晚上，彭德怀下榻北京饭店，他彻夜难眠，脑海中反复回想毛主席所说的那一番话：“你们说得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多年的军旅生涯让彭德怀深感事态严重，但他认为出兵朝鲜是必要的。

逄先知曾担任毛主席秘书，后来又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他在《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一书中再次提到这次会议：

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

彭德怀

10月5日上午，毛主席请邓小平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希望会前听一听他的意见。彭德怀表示赞成中央出兵朝鲜的决策，毛主席很高兴，他话锋一转问：“你看，出兵朝鲜谁来挂帅比较合适？”

彭德怀反问：“我不是听说中央已经决定派林彪同志去了吗？”毛主席神情严肃地说：“老彭，我们的意见是这担子还是由你来挑，你思想上没有这个准备吧？”彭德怀沉默片刻，说：“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下午会上，彭德怀说了自己对自己出兵朝鲜的看法：“出兵援朝是必要的，如果打烂了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一旦美军摆在了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

毛主席见时机成熟，站起来一锤定音，最终中共中央就出兵朝鲜达成一致意见，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彭德怀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6日，周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出兵朝鲜的具体事宜。

毛主席和林彪

林彪在会上还是提出能不打就不打，陈兵鸭绿江边。周总理给予林彪批评，他说：“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其实对于林彪的态度，毛主席私下跟周总理说：“（林彪）打仗谨慎有余而胆略不足，身为高级将领，如此缺乏战略眼光和临阵怯战，实属不该。怕美国美国原子弹，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最后我一定战胜你！”

显然，毛主席是站在更高的层次看待抗美援朝，他这一席话也道破了林彪的不足和软肋：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但战略眼光差点。不过，毛主席也没有因此指责林彪，当他从苏联治病回来后，依旧委以重任。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林彪作为开国元勋推荐股票配资，他的出发点完全为国家利益，只是对问题的看法有所不同。当然，历史早已证明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